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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来，我国陆续有20多个城市实行了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使得国外民众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的城市。正是在此过程中，来华旅游的美国人保罗创造了“city 不city”这个网络梗，并一度大火。这固然有网络时代跟风炒作的通病，但也不失为一个社会现象的重要观察点。保罗实际上是以反问的方式从感受性的角度惊叹当今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惊艳”成就。中国正在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及城市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策源地。或者更温和地说，相对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中国在城市文明新形态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做对了一些事情，特别是让域外游客无一例外惊艳的城市智能化。但我们自己，对已有成绩也要认真评判，注意克服一些不良倾向。
智能化崇拜及对“智能”与“智慧”的混淆
面对城市建设、治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现在自觉不自觉地存在一种智能化崇拜的倾向。在工作中常常产生路径依赖，以为只要有“人工智能+”，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确实，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城市是大势所趋，如果我们认同海德格尔所谓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类存在的座架（Gestell）的观点，那么，今天这个座架正迅速地人工智能化。但是，无须过多论证我们就明了，不仅很多城市问题不能靠智能化解决，而且不少问题就是它造成的或者是被其加剧的。
展开剩余71%人工智能是如此有效率而其内部算法黑箱又是如此莫测、幽微——东晋僧肇曾这样描述佛家般若智慧，“圣智幽微，深隐难测，无相无名，乃非言象之所得”，以致人们不自觉地将智能等同于智慧。在中文世界，我们会发现这种混淆无处不在，能自觉加以区分的少之又少。例如，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校园、智慧厨房、智慧农业等说法已经未加反思地汇入主流话语甚至堂而皇之地用以命名官方政策，其实这些所谓“智慧”都不过 是 一 种 智 能（intelligence）、聪 明（smart），而不是指称因思想卓越而洞穿本质、了悟世界的心灵状态与境界，即sophy或wisdom。当然，也有人或许发现了混淆智能与智慧的确有些难以自圆其说，便煞有介事地指出，智能+云端+物联网+5G等高新科技=智慧；或者说城市化已经经历了信息化、智能化，正向智慧化迈进。将智慧与智能混淆，是词语被降格使用的表现，是智能化时代反智化、迷失、异化的重要体现。其最沉痛的结果将会是，人们遗忘了智慧究竟为何物，也就在沉沦中失去拯救的希望。我们必须反思诗人艾略特在《岩石》（The Rock）中的著名三问之一：“我们迷失在知识中的智慧在哪里？”（Where is the wisdom we have lost in knowledge？）
从“挑战—应战”模式到“输入—生成”模式
在究竟的意义上，“智”是可通达“慧”的，人们也追求转识成慧，但这种通达本身就表明其以差别为前提。实际上，脑生智而心生慧；急中生智而定中生慧、静极生慧；智、能侧重其用，因而是“为人之学”，慧侧重其根、本、体、道，因而是“为己之学”；智、能经知识技能可传可授且具有量的积累特征，慧则需悟，以心传心，是对世界本质的把握与了悟。在一个加速社会中，在人工智能的“保姆”作用下，人们既无法定中生慧、静极生慧，也无法急中生智，似乎只能也只需“急中求智”，即依赖于人工智能，把“胜己智”当作“慧”。如今，人们已经比较普遍地把人工智能算法所提供的答案作为重要的参考甚至是标准，即在日常选择中以算法代替人类权威，出现了崇拜人工智能的新拜物教。如果套用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产生、发展的“挑战—应战”模式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文明事实上正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输入—生成”也即“提问—应答”的模式升级。人正在成为一种解读“挑战”并进行编码的工具，而人工智能则成为提供答案的“无所不能”的“神”。
构建城市文明新形态需要智能，更需要智慧
一百多年前，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先生曾经指认，西方文明是一种比物质文明还低的机械文明，他们倾全力只是增加文明的利器，却并未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文明的意义上下多少功夫；中国文明则反之，中国语言中的“文明”从其文字构成来看，就是由“美好和智慧”组合而成，“即美好和智慧的东西就是文明”。这个洞见十分深刻。由此观之，城市文明新形态不仅要从人的存在体验的角度达致“美好”，而且必须是“智慧”的——智慧地解决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或者说，只有真正的智慧才能达致真正的美好。人工智能发展无疑是人类文明某个维度的进步，但其蕴含的对人性、文明的理解及其带来的文明效应又值得我们反思。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必须从这种进步中解放出来，才能驾驭人工智能，文明才能真正超越这个阶段的逻辑。在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城市的时代，人们要领悟到对文明的理解与对智能、智慧的理解的本质关联，我们决不能混淆智能与智慧。构建城市文明新形态需要智能，更需要智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期货杠杆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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